领导人主政地方经历盘点:习近平曾街上大喊寻贤-凯发k8娱乐app
2017年
2013-11-01 13:44 点击次数 :次
廉政瞭望2013第21期封面

  向领导人学做地方

  这期我们聊聊“地方往事”。

  某种意义上,这是一个看起来有很意思,其实也很严肃的话题。

  说它有意思,是因为他们也过普通人为官的种种遭遇:有尴尬——比如出国考察被“当成要饭的了”;有意外——比如要扯起嗓门沿着大街小巷高喊对方的名字,才找到人;有快乐——比如一起排队打饭,一起在院子里圪蹴着吃饭聊天;有压力——比如稍有突破,就被人说“搞什么破产”、“破谁的产”,坐在火山口。

  说它严肃,是因为这些“往事”,蕴含着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、领导能力:如何迅速打开局面,如何寻找工作突破口,如何协调中央政策与民众需求,如何与部门沟通。

  当然最有意思和最严肃的是,这些故事的主角是党和国家领导人

  “起于州郡”本身当然有意思。在当下地方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大呼被误读、80后干部表示“压力山大”时,领导人在“州郡”如何做官做事,从政起步,就更有意思了。

  领导人当地方官,也曾处境尴尬

  文_本刊记者   徐浩程

  “这里我很熟悉,当年下乡就骑自行车来。”

  7月11日,习近平视察河北省正定县,延续了与民众近距离互动的一贯风格。

  这是他当选总书记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第二次到河北,同时也是当选后第一次到自己的从政起点站——正定。

  1982年到1985年间,习近平先后担任正定县委副书记、县委书记。

  “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,是我真正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从政的起步点,我的基石在正定。”2005年,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接待正定县招商代表团时如是说。

  这是一个新变化。与前几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成长渠道稍有不同,新一届领导人不少都有市县区一线工作。

  “起于州郡”本身当然有意思。但在当下地方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大呼被误读、80后干部表示“压力山大”时,领导人在“州郡”如何做官做事,从政起步,就更有意思了。

  “土”不要紧,重要的是锤炼能力

  2005年,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携妻子彭丽媛回到正定,说“我从政的始发地在正定。在这之前不能算。之前我插队七年当大队支部书记,那是在基层;后来在中央机关,那是当工作人员。”

  从政之初不易,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就有手忙脚乱的时候。

  据媒体报道,1984年,从医27年的何鲁丽当选为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,进入政坛。她回忆说,当时连区政府在哪儿都不知道,“第一次乘公共汽车去上班,竟然找不到区政府的大门,迷路了”。

  对于政府公文,她也很陌生。在简报上写批文,还像医生开处方那样,把名字签在右下角,还是办公室主任纠正了她。

  再说回习近平。他给时任正定县副县长王幼辉的第一印象是,“穿着一件绿色军装,看上去不像干部”,“打扮像个炊事班长”,“在一般人看来,这位县委副书记好像有点‘土’”。

  好在,这种平民气,对于地方官员来说,可以迅速助其打开工作局面。

  当时四川忠县(现属重庆市)剧团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的白志伟就记得,80年代在时任县长郭金龙办公室看《霍元甲》的经历。

  一天晚上,大伙看这部剧正看得起劲,突然停电了。失望之余,他们发现剧团隔壁的县政府楼上有一个办公室亮着灯。七八个年轻人一敲门,郭金龙打开了房门。“当时他在写什么东西,一看我们一群人,就问我们什么事。”几个人不好意思地解释了原委。郭金龙当即把他们全让进了屋,打开了办公室的电视。

  当时担任忠县县委书记的黄登银就曾评价说,郭金龙没有官架子,有和各个阶层群众交朋友的本领。

  当然,多请教、多寻求帮助与提点也是很有必要的。

  这一般来自两方面,亲人或者老同志。

  1981年,刘延东将到北京市朝阳区任副书记,走上领导岗位。她父亲专门送她一首诗,告诫她说:“工作遇疑难,调研路自通。实事中求是,遵则耻随风。复杂问题来,静析忌盲从。”

  对于老同志的传帮带作用,《散文百家》也曾记录,习近平说:“整个班子都是老同志的班子。确实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、跟着学跟着走的过程。所以我说冯书记(当时正定县委书记冯国强)起了一个传帮带的作用。我们有幸在这么一段时间跟班学习。”

  地方工作,最重要的当然是锤炼领导综合能力,此时不妨形成自己的为政风格。

  习近平在正定养成经常骑自行车到各个乡、村去考察的习惯。

  后来在浙江工作时,习近平提升了这种风格,说“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;当地市委书记,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;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”。

  忠县的历练也让郭金龙“特别擅长平衡和调节工作”,“好多矛盾他一出面就解决了”,黄登银说。

  在工作上,郭金龙创造的工作流程,也让大家颇为佩服:每个月初召开一次会议,“这个月要干什么工作,达到什么效果,他都说得清清楚楚。半个月过去了,再开个会,问工作进展。工作效率特别高”。

  要学会化解压力,也要扛得起压力

  越到地方或者一线,工作越具体,跑得越多,了解得越多,面临的责任和压力越大。这当然不仅是当下地方官员的感受,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也曾感到“棘手”。

  1986年,马凯出任北京市物价局局长。当时全国刚好进行价格改革,政府对很多商品放松价格控制。矛盾也接踵而至,“天天同代表各种不同利益要求的人打交道,解决了一批棘手的价格矛盾,又冒出一批新的价格矛盾”。

  问题解决不可能人人都满意,所以当时一些人称物价局为“涨价局”,另一些人则说是“压价局”。马凯自然“坐在了火山口”,也“饱尝了酸甜苦辣”。

  马凯爱写诗,出版过数本诗集。但物价局这段日子,他几乎没有诗作问世。

  还好,他比较豁达,只是说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须躬行”。

  地方或者一线的压力,还有很多源于权力与责任的差异。上有中央政策、下有地方需求,地方官员身在其中,需要两头兼顾。确实与本地情况不符时,也要懂得积极向上争取。

  上世纪80年代,教育资金按照中央政策,应由老百姓自己筹集。“群众对此认识不多,抵触比较大。”时任正定县南牛乡党支部书记李宗魁称。

  中央政策肯定需要执行,但群众也需要引导。“(习近平)特别会做思想工作,各个乡镇都走到了。”李宗魁称。

  当时正定每年要上缴征购粮食7000万斤,一些村民为了填饱肚子,到外县买山药维持生活。

  这种情况比较敏感,少有人愿意主动向上级反映。习近平当县委书记后,责任就落在他头上。最后多次向上级反映情况,才把征粮任务减下来。

  当然,有时候,也要学会扛得起压力,在重压之下前行。

  俞正声在青岛时,就顶着时任副总理朱镕基的“肝火”,解决青岛啤酒问题。

  1993年青岛啤酒在香港上市,成为第一家在港上市的内地企业。这是朱镕基拍板“点将”,俞正声亲自率队到北京“公关”,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的结果。这是好事。

  可惜三年后,好事变成了坏事——青岛啤酒经营不佳,朱镕基大动肝火说,青岛啤酒和龙井茶是在世界上真正叫得响的名牌,“一定要保住这两个品牌,谁砸了这个品牌,就严肃处理谁!”

  俞正声当时面临的压力被形容为“令人心惊肉跳”。

  权衡了三个月,最后青岛决定换将,为青岛啤酒谋了一个扭转局面的董事长,俞正声亲自传达。

  多年后,他谈起朱镕基时称,“朱总理是好领导……我刚到北京的时候,有一个朋友跟我说,你要想说服朱总理,就得他硬你更硬。”

  要做得成事,也要经得起非议

  说千道万,地方工作还是得做事,做成事。

  1988年刚刚调任宁德地委书记,习近平就着手处理官员违法占地建房的棘手问题。

  他不断权衡,如果清房可能会涉及到二三千名干部;另一方面,当时民众对这些“看得见的腐败”意见很大。

  习近平下决心解决此问题,被他列入调查的干部多达2000多名。

  后来有媒体问他:“这些被处理的干部还恨你吗?”习近平称:“对我没意见,而且我走的时候,也还是难分难舍的……我跟他们无冤无仇的,我就是来讲一个公道,我们干部不要去伤害人民的利益。”

  梳理下来,领导人在地方基本上都称得上是改革先锋:李长春在沈阳促成了中国第一家企业破产、俞正声在烟台被称为“房改总工程师”……这也是他们能够迅速获得提拔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  做事,把握大势就非常重要。

  众所周知的是,汪洋在安徽铜陵以一篇《醒来,铜陵!》拉开了一场有关思想解放的大讨论,以及随后的打破“三铁”(铁饭碗,铁交椅,铁工资)等大刀阔斧改革。这些举措与1992年南巡后的大势不谋而合。

  当然,不是每个地方官员都能遇到这样的时代节点,也不是每次都能提前把脉历史。这时,等趋势已经开始明朗,机遇也来了,就要抓得住。

  俞正声之所以能在烟台推动住房制度改革,是因为此前国务院已经将烟台、唐山、蚌埠确定为全国房改试点城市。

  这是个艰巨的任务。俞正声曾直言,“住房制度改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……它比放开菜价、肉价困难得多,比机构改革还困难。但是,即使困难,现在也要动手搞。”

  但同时也是难得的机遇。正是从烟台开始,俞正声奠定了在中国改革开放棋局中住房制度改革领域的地位。

(责任编辑:好日子)
文章人气:
凯发k8娱乐app首页 | 新闻 | 财经 | 军事 | 百科 | 科技 | 数码 | 汽车 | 游戏 | 娱乐 | 体育 | 文化 | 教育 | 房产 | 旅游 | 健康 | 女性 | 明星 | 美女